1960年5月，周恩来、陈毅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邀请原将领杜聿明作陪。席间，周恩来向客人蒙哥马利介绍杜聿明：“这位是杜聿明将军。”

　　蒙哥马利问：“早就听说过杜将军的大名，不知道杜将军的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

　　陈毅听了这话，却摇摇头，笑道：“哎，你可别这么说，你没有这么大方，那是我们一口一口吃掉的。”

　　从这次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杜聿明谈话时的语气很是轻松，但是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是过不去这个坎儿的。

　　1949年，长达66天的淮海战役接近尾声，杜聿明仅剩的30万大军被华野解放军围歼，杜聿明成为俘虏。在杜聿明看来，这场战役之所以失败除了自己听从蒋介石的命令导致决策失误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有人将的作战计划泄了密。

　　究竟是谁泄的密？杜聿明的心里虽然已经有了猜测，只不过他还没有确定，他在心里一直徘徊着：“是他吗？是他吧！”

　　1981年，77岁的杜聿明已经到了病危之际，他坚持要见一个兵团司令。当兵团司令来到杜聿明的病床前时，杜聿明情绪很是激动，他紧紧抓住兵团司令的手，问道：“我都快死了，只求你一句真话，当年你是不是？”

　　只听到那兵团司令，并未直接点头承认，而是平淡地说了句：“当年，我们只是立场不同。”对于这句意味不明的话，杜聿明听了之后，显然很是失望。

　　不久后，杜聿明病逝于北京，只可惜，他心中的这个谜团依旧没有解开。那兵团司令是谁呢？究竟是不是杜聿明怀疑的那个人呢？

　　兵团司令名叫郭汝瑰，他出生于书香门第，只不过后来家道中落，只能被迫颠沛流离。郭汝瑰的父亲是个喜好议论时政的人，经常在郭汝瑰的面前抨击北洋军阀的统治黑暗，受到父亲的影响，郭汝瑰自然对北洋军阀的腐败与不作为很是痛恨。

　　1925年，郭汝瑰高中毕业，父亲打算让他去同济医院学医，可是郭汝瑰有自己的理想与抱负，不愿听从父亲的安排。于是，郭汝瑰偷偷跟随自己的已任川军师长的堂兄郭汝栋到了广东“干革命”。

　　就这样，郭汝瑰与袁镜铭、傅秉勋等人一道成了黄埔军校第5期的学生。从此，郭汝瑰开始了他的军人生涯。

　　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期间，国共不分家，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们大都是员。郭汝瑰由此在黄埔军校开始接触到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并深受影响。郭汝瑰一心想要加入中国，可是一直没有“门路”。

　　不过好在，郭汝瑰通过自己的观察得知，自己的同窗袁镜铭是员，便提出要加入中国的要求。只不过由于郭汝瑰的身份问题，袁镜铭只是说，需要经过考验之后才能加入中国。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就发动了“4.12政变”，大肆捕杀在上海的员，郭汝瑰作为亲历者，对蒋介石的罪恶行径深恶痛绝。这时，时任中共书记吴玉章悄悄地将郭汝瑰和傅秉勋叫到办公室，通知两人提前毕业，并赴四川潜伏在军阀郭汝栋左右。

　　此次潜伏他们有两个任务：其一，通过郭汝栋劝阻杨森出兵攻打武汉；其二，如果杨森坚持要攻打武汉，那就让郭汝栋攻其后方，实在不行就劝说郭汝栋在杨森攻打武汉时，按兵不动。

　　郭汝瑰身为郭汝栋的堂弟，毫无疑问，是这次潜伏任务的最佳人选。没有正式的身份，郭汝瑰就这样身肩重任潜伏到自己堂兄身边。只不过虽同为川军军阀，郭汝栋和杨森的关系并不是特别好，兵力也不足以攻其后方，郭汝栋只能同意吴玉章的第三条建议：按兵不动。

　　虽然郭汝栋表示不会支持杨森出兵，但是他的政治倾向还是更倾向于加入。于是他暗中派特使向蒋介石递上了效忠信。

　　好在皇天不负有心人。1928年，郭汝瑰再遇同窗袁镜铭，经过袁镜铭的介绍，郭汝瑰终于如愿成为一名员。

　　郭汝瑰在郭汝栋身边呆了3年后，深知自己和堂兄的路不同，就决定赴日本留学深造。只不过时值“9.18”事变，郭汝瑰对日军侵华的行为非常痛恨，一心救国救民的他，决定放弃在日本的学习，回到国内。

　　回到国内的郭汝瑰先是在高等军事学府陆军大学学习，当时陆军的校长正是蒋介石，后郭汝瑰又在黄埔军校进行深造，再次成为了蒋介石的“天子门生”。

　　郭汝瑰顺利毕业后，留在了陆军大学担任战史教官，后又成为陈诚第14师的参谋长。

　　“七七事变”爆发，14师参加到华北抗日的战斗当中。淞沪会战，蒋介石想要保住上海，拼命抵抗。郭汝瑰奉命去上海参战。淞沪会战也是郭汝瑰在蒋介石面前崭露头角的重要一战。

　　当时，郭汝瑰“临危受命”任国军14师42旅的旅长，他亲自督战，42旅的全体士兵顽强抵抗，死守战线，郭汝瑰甚至已经写下了遗书。顽强抵抗7天7夜后，郭汝瑰所守的阵地依旧没有丢失。只可惜，淞沪会战还是以失败告终。

　　可不管怎么样，淞沪会战，郭汝瑰可谓是一战成名。不久后，郭汝瑰的上司陈诚走马上任第3战区司令部司令员，郭汝瑰又升至第54军参谋长。

　　武汉会战，蒋介石和陈诚依旧没有吸取教训，还是打算在武汉建立防御工事，但郭汝瑰强烈表示反对：

　　“这个计划不行，在环形阵地上，如果有一点被突破，就会面临全军覆没的局面，难道淞沪会战、南京会战的教训还不够，还要重蹈覆辙吗？”

　　陈诚思虑再三，决定听取郭汝瑰的建议，利用武汉外围的山形地理位置的优势，积极进行军事部署。

　　最终，由于军事作战计划的正确，所有参与武汉会战的军队才没有遭受重大损失。郭汝瑰一跃成为陈诚眼中的“大红人”，再次成为第12集团军的参谋长。

　　随着郭汝瑰的一路高升，郭汝瑰逐渐能够进入到的高层，接触到许多军政机关的要人。可是越是扎根于黑暗之中，就越对其中的腐败深感失望，越渴望光明。

　　走上了这条路，就像仰面深海，可郭汝瑰自始至终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人。可是由于频繁的战争，他一直没有机会与组织保持密切联系。

　　1945年，抗日战争接近尾声。郭汝瑰也再次找到了自己的组织，这个人就是中共党员任廉儒。

　　一个夜晚，任廉儒乔装打扮后悄悄来到郭汝瑰的家里。郭汝瑰与任廉儒本来就是旧识，只不过现在两人的身份不同，不便明目张胆地见面。

　　任廉儒的到来，对于郭汝瑰来说仿佛就是一场“精神救赎”。他将自己如何加入中共，又如何与组织失联却苦寻未果的事全部说了出来，并且表示自己不愿再与为伍，希望组织可以重新接纳他。

　　任廉儒说，郭汝瑰的情况比较特殊，他只能先向上级汇报。之后，任廉儒就将这个情况转达给了中共南方局董必武。

　　不久后，在党组织一番考察后，董必武决定亲自见见郭汝瑰。当时郭汝瑰并不知道要与自己见面的上级是董必武。

　　当他见到自己的接头人竟然是董必武时，郭汝瑰激动万分。郭汝瑰将自己在工作的经历全部交代了一遍，并且希望组织可以恢复他的员身份，他愿意赴延安与中共一起加入到抗日战争的队伍中。

　　董必武顿时被郭汝梅的满腔热血给打动，可是董必武此次的来意是想将郭汝瑰发展成为安插在内部的“中共间谍。”因此对于郭汝瑰去延安的请求他没有立刻应允下来。

　　“董老说，可以帮你恢复中共党员的身份，但是，眼下你回到延安并没有太大的帮助，组织希望你可以继续潜伏在内部，为我党提供更有价值的情报。”

　　郭汝瑰深知这项任务的艰险，但为了组织的长远考虑，他还是决定留在内部，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这也是他“谍战”生涯的开始。

　　1945年10月，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单方面撕毁“双十协定”，假意和谈，实则在蓄意发动大规模的内战。此时，蒋介石已经谋划出了一份详细的作战计划《国军战斗序列》。

　　只不过，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战略计划刚拟定出来，郭汝瑰就将这一“绝密情报”秘密交给了联络员任廉儒。这封密报，为延安中共打了一剂“预防针”，延安中共很快依据的军事计划进行了提前部署。

　　解放战争的枪声打响后，郭汝瑰在陈诚的举荐下，一路官升，官至国防部作战厅中将厅长。最高军事机密机构的大门向郭汝瑰敞开。

　　身为的中将厅长，郭汝瑰的心中一直在徘徊不定。因为这就意味着，郭汝瑰要与正面与自己的组织成为“敌人”。拿不定主意的他再次冒险联系到任廉儒，请求上级重新考虑自己脱离隐蔽战线，与组织并肩作战。

　　任廉儒得到消息后，立马秘密与郭汝瑰见了一面，将党组织的看法传达给了郭汝瑰：

　　“为给党组织提供更多的重要情报，你应该继续潜伏下去，好好发挥作战厅长的作用。”

　　作战厅长和参谋长不一样，作战厅长是直接参与战争指挥，要对战事的全局负责。身为“红色间谍”的郭汝瑰他的每一步棋都走得很惊险，他既要将自己的情报透露给中共，又要在作战过程中不漏出马脚来，这是一项极具挑战的任务。

　　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开战前，高级军官将领进行战前军事会议，当时国军将领张灵甫对作战计划中的“将部队驻扎在山上”这一作战计划表示怀疑，并当众提出自己的疑问。蒋介石听到后，还没问责，国防部次长刘斐就说“这方案不是我提出的，是郭汝瑰制定的。他肯定是共谍！”

　　其实刘斐和郭汝瑰都是共谍，只不过当时为了保密，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身份罢了。就这样两个人在那场军事会议上争得面红耳赤，蒋介石只能出来调和，毕竟不能因为一个作战计划的失误就怀疑郭汝瑰是共党吧。

　　莱芜战役中，惨败。有人向国防部新闻局长邓文仪告发郭汝瑰，说他“下达的作战命令总是要把国军赶到中共军队的包围圈内。”邓文仪又将这一消息透露给杜聿明，杜聿明接到消息后，就立刻对郭汝瑰的身份展开调查。

　　可是，郭汝瑰和中共的联系向来都是非常私密的，而且他也从未公开与站在对立面过。身为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的学生，再加上陆军大学的经历，郭汝瑰可以说是“根红苗正”。单从郭汝瑰的过往经历来看，杜聿明是查不出什么的，但他还是不愿放弃。

　　一天，杜聿明故意来到郭汝瑰的家里做客，企图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郭汝瑰客客气气地将杜聿明请进门，杜聿明也是脸皮比较厚，开口就是:“哎呀，郭厅长，此次前来拜访确实有些唐突，还望郭厅长谅解。”

　　当时杜聿明时任“剿共司令”，他的突然到访，必另有深意。这点郭汝瑰心知肚明，可他还是很热情地招待了这个不速之客。

　　虽然什么证据都没找到，但这一趟杜聿明也不算没有“收获”。那就是他发现郭汝瑰的生活非常简朴，就连家里的沙发都是带着补丁，招待杜聿明的饭菜还是只有几个素菜。杜聿明心想：本来以为我已经够“清廉”了，没想到郭汝瑰比我还清廉，他一定是没错了！

　　没过多久，杜聿明来到蒋介石的司令部开始打起了小报告，杜聿明是这样说的：“委座，我怀疑郭汝瑰是共党。”

　　杜聿明就开口说出口了自己的分析：“郭汝瑰身为作战厅长，国军将领，一不贪财、二不好色、我去他家看过了，他家的沙发都是打补丁的，这分明是的作风！当官这么清廉？他一定是！”

　　这杜聿明如果真的找到了证据还好，如今只因为郭汝瑰太清廉，就断定他是，明显是有捕风捉影的嫌疑。

　　蒋介石听了之后，立刻反驳说：“照你这么说，不贪财好色、中饱私囊就不是我们的作风了是吧？”

　　杜聿明顿时被蒋介石噎得说不出话来了。之后，蒋介石拍拍杜聿明的肩膀说：“私下的恩怨可不能带到工作上来。”

　　“解放后，我才意识到蒋介石在身边安插了一个眼线：他就是我的参谋长许亚殷。许亚殷经常通过对电台向军统的人汇报我的动向，现在想想，如果蒋介石想杀了我，不论何时何地，我都可能遭遇不幸。”

　　淮海战役前夕，高级将领何应钦在国防部紧急召开军事会议，提出了“守江必守淮”的战略决断，想要将解放军引到徐州和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进行决战，并将这份“绝密的作战计划”交由郭汝瑰，让他去请求蒋介石的批示。

　　郭汝瑰先是把这份作战计划复制了一份秘密送到解放军淮海战役指挥处，之后，才发给蒋介石，请他批示。所以，当蒋介石拿到这份作战计划时，解放军已经先一步拿到了这份作战计划。

　　之后，郭汝瑰又利用徐州陆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的身份之便，劝说蒋介石将中将张克侠调任为徐州防卫司令员，蒋介石也同意了。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郭汝瑰设下的一颗棋子，张克侠除了是国军中将外，还有另外一层身份：中共特工。淮海一战，张克侠可以说是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防卫司令一职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守门员”，不容有任何闪失。所以，1948年11月，张克侠率兵领导贾汪起义时，就已经注定了淮海战役一战必定惨败。而那时，杜聿明再一次坚定了自己的怀疑，他认为是蒋介石对郭汝瑰偏听偏信，才导致指挥错误。

　　三大战役一结束，蒋介石就已经料到了大势已去，准备退居台湾。但是蒋介石又想在内地建立一处根据地。淮海战役，大败，郭汝瑰自知自己逃不过责任，到时难免会引起怀疑。于是郭汝瑰主动请缨留在国内去西南顾祝同那里当个军长，当然这也是党组织的意思。

　　解放军进军西南，时任第72军军长的郭汝瑰再一次发挥了自己的余光余热。蒋介石得知解放军要进攻四川，就再一次对自己的“天子门生”委以重任，将他任命为国军第22军团司令，对第21军、第44军、第72军和三个独立师拥有绝对的指挥权。

　　残余在内地的主力几乎都归于郭汝瑰掌管，这对于郭汝瑰来说可谓是如虎添翼。

　　1949年12月11日，解放军准备大军进攻四川，郭汝瑰没有听从蒋介石在长江沿线部署防御力量的命令。而是与任廉儒里应外合，带着自己的72军的13000多名士兵在宜宾起义，这无异于是将蒋介石想要“坚守大西南”，伺机卷土重来的后路直接给截断了。

　　新中国成立后，郭汝瑰多次向上级请求恢复自己中共党员的身份，只是因为当时郭汝瑰的身份问题，这件事一直没有着落。

　　1980年4月，73岁的郭汝瑰正式被批准重新加入中国，成为其中一员。之后，郭汝瑰一直享受副兵团司令级的待遇。

　　不得不提的是，美国的一家报纸曾幽默地发表了一篇题为《一谍卧底弄乾坤，两军胜败已先分》的报道，其中讲到：

　　“郭汝瑰以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身份，为国府‘运筹帷幄’之中，却让中共决胜千里之外，真是匪夷所思，一大讽刺。”

　　自1927年至解放后，郭汝瑰的谍战生涯长达20余年，在此期间，他从未暴露过自己的身份！中国能够取得最终的胜利，不只有在前线奋勇杀敌的革命战士，更不能忘记那些像郭汝瑰这样深藏在隐蔽战线的“红色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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