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几近中国的最东北端，北面是三江平原腹地，东面隔着乌苏里江与俄罗斯相望。庆丰村是这座小城里一个普通村庄，村子里坐落着281户房屋，如今仅剩156户人家长居于此，其中140户是留守老人。村庄正在衰老，一位村民说：“（这里）从你出生那天就这样，到你死亡那天也就这样，没有什么两样。”
刘迎是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社会设计方向的学生。2019年年初，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正式开设社会设计方向。在官方介绍中，它被如此定义：社会设计力求在全球语境下，为当代中国的人与社会、城市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公平问题，提供策略性研究和系统性解决方案。
“社会设计是用创造性的方法去激活差异的人们，展开对生活的想象，进而展开行动。”社会设计方向的教研室负责人周子书副教授告诉中青报·中青网。
初回庆丰村，最让刘迎难以忍受的是酷寒。姥姥家还烧着旧时的火炕，每到凌晨四点，她就会被冻醒，脸颊冻得通红皲裂。手指在室外活动10秒后开始僵硬，用于拍摄和记录的相机也时常无法工作。
比起物理条件的艰苦，更大的困难是与村里人的隔阂。姥姥姥爷不理解外孙女要在村子里“折腾”些什么，刘迎在村子里收集风干植物，想以此为灵感进行创作，却被姥姥一把火烧掉。“平日里他们说得最多的话就是‘这有什么用’。”刘迎说。
事实上，在刘迎回到家乡时，脑海中并没有周密的设想和计划。中央美术学院的学术训练带给她的，是在电光火石间捕捉到灵感并为之实践。跟随周子书在成都做艺术疗愈工坊时，刘迎曾带着小朋友们就地取材，用植物的汁水作为颜料作画。这个想法的灵感来自于，她在前一天不经意间瞥见一位阿婆的手被核桃果的外壳染成了青黑色。
雪是庆丰村在冬日最常见的事物，刘迎决定在村子的正中央搭建起雪屋，利用雪打破和村民的那层隔阂。商店的阿姨帮她为雪砖浇水定型，村医送来装着医疗用具的废旧纸箱做雪屋的房顶，还有村民把家里剩下的“福”字插在雪门上作装饰。
“在这个外界信息流动缓慢的小山村里，我从乡村的边缘逐渐转移到乡村的内部成为了新闻和话语中心。”刘迎在创作手记中写下。她借助搭建雪屋，真正成为了一名“村民”。
“村民”之旅还在继续。为了了解村中老人的生存现状，刘迎跟着姥爷去大田里捡机械车没有收割干净的玉米，这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中午阳光炙热，她不得不踩着深陷的泥土寻找玉米。下午两点，半结冰的雪粒又砸在她的身上，睁不开眼。
刘迎意识到，整个乡村都贯穿在“农”字之中，遵农时、务农事。正临春季播种，姥姥在家里摆弄起“原种”，这是上一年优秀果实留下的种子。老人们留下它们，种在自家的院子里，既节省了一部分开销，也想保留一些食物旧时的味道。
以此为灵感，刘迎从村子的156户人家中收集了共计156颗24类作物的原种，制作出来156份“种子盒”，里面包含种植手册、本地黑土和村民的自留种子，再把它们作为一份小小的礼物寄到“农二代”“农三代”城市移民的家中。在她看来，土地维系着家乡，种子是从其中孕育出来的生灵，某种意义上，人和植物代表着相同的意象。
刘迎在庆丰村停留了五个月，她将在村里的实践概括为“雪屋计划”和“原种计划”，构成了毕业设计的主体部分。外出务工的游子给刘迎发来消息，他们收到种子后，把它种在城市的阳台上、花园里，还常跟家中老人交流如何能培育好这些种子。种子让老人和年轻人再次连接在了一起。
刘迎不喜欢“触摸不到的东西”，学院里的教授常提出来那些“很大的概念”，诸如人类的未来或是星球的存亡，都让她觉得过于遥远，身边具体的事物才是最切实的。
美国设计理论家维克多·帕帕奈克在1971年发表的著作《为真实的世界设计》，被认为是这一学科的先声之一。二战后的西方世界，正是商业主义设计风头最劲之时，设计界被商业利益驱动裹挟，缺失对社会责任的考量。他极力反对华而不实、琐碎、无用的设计，倡导设计师应该为真实的世界设计、为穷困者设计、为最广大的社会福祉设计。
以服装设计为例，他认为高端的时装设计不过是“往有癌细胞的痛处贴创可贴”，真正的需求反而被遮蔽了——为残疾人设计衣服，使他们自己穿衣和脱衣成为可能。
2014年，周子书从英国中央圣马丁设计学院毕业后，回到硕士母校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任教，将“社会设计”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周子书发现，比起做设计，做“教师”更难。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因为你所面对的不是遥远的、抽象的、有目的的设计甲方，而是一个个鲜活的、充满未知的，甚至是迷茫的希望，以及其背后多元家庭的期待。
“每年都有学生一开始觉得社会设计好酷，觉得我做的事情好酷，但是一旦让他们实操起来，很多人都放弃了。”周子书说。
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教师和学生都需要在实践中确认彼此的旨趣是否合拍。在社会设计的课堂上，周子书带着学生们不断探访真实的世界，去过养猪场，也和格子间里的程序员打过交道。路途最远的一次，他们来到了新疆和田墨玉县。
墨玉县的孩子们给周子书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决定和中央美术学院的同学们一起做一个简单的摄影工作坊，教给当地孩子们基本的摄影方法，鼓励他们记录下珍贵的瞬间。他们还为孩子们和家人拍摄了全家福合影，在当地县委宣传部的帮助下，这些全家福合影被打印成一人高的巨幅相片，张贴在自家门口的墙壁上。
在沙漠深处，周子书用村上仅有的广播喇叭，为沙漠里的孩子们播放了一段在青岛录制的大海的声音，波浪声中夹杂着海鸥的鸣叫。有小朋友听出来了这是大海的声音，他说，自己之前跟着爸爸妈妈去过大海。
“是哪里的大海呢？”周子书问。“喀什卡拉库里。”小朋友回答道。帕米尔高原上的湖泊，对他来说，就是大海。
团队为“听海”拍摄了一个小短片，在视频的结尾，一个小男孩跑向站在沙丘上的周子书，问道：“你明天还会再来吗？”
周子书把这段经历称为“生命里难得的一次对话”。现实有些无能为力，海的声音不能永远在沙漠响起，“改造社会”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可这至少给孩子们带去了些什么。
“其实不是我们要去改造这个社会”，周子书说，“准确地说是社会在改造我们，在拓展我们的认知。我们是在通过一些局部的行动，适当地给那个地方带来一种叙事，就像写文章一样。叙事是一种力量，再作用到每个人身上，促成共同的改变。”
设计的商业化是个现实的选择，而与它在伦理上针锋相对的社会设计却如同在建造一个乌托邦。“好像一谈起钱，社会设计就有点变味儿了。”高冶说。今年，他刚刚以研究生的身份，从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的社会创新研究专业毕业，并且把自己的毕业设计项目“走走植”作为了创业的起点。
自2021年开始，高冶频繁往来于北京和深圳之间。在深圳，他作为一名实习设计师，跟随深圳市城管局的团队共同完成社区“共建花园”项目的设计与更新。
若将城市里的花园理解为绿化用地或街心公园，它们其实随处可见，在城市中央带来了一抹清新的绿色或短暂的休憩之处。而“社区共建”的花园却在城市中很难寻觅到，这是一个社区共治共享的产物，通常是将闲置土地分割成小块租借或分配给个人和家庭用于种植蔬果，需要社区的居民共同打理和维护。
“传统的社区概念，就是一群人待在一个地方，形成共同的生活习惯，然后慢慢变成这个社区的一种文化。但是深圳几乎没有可以慢慢等你变成文化的地方。”高冶说，流动是这座城市的特质。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深圳的流动人口达到了总人口70%以上，流动人口为城市带来了发展的活力、急促的步调。
结束实习后，高冶开始着手准备自己的社会设计项目，将“社区花园”和“流动”结合起来。既然人是流动的，那么何不让植物也流动起来？
在高冶的“走走植”项目中，居民可以把每一株植物“领养”回家，放在自己家中日常照顾。高冶用再生材料为植物设计出了特殊的箱体样式，在底部装上轮子，还配备了牵引绳。这样，植物也变成了宠物，可以被领养的居民们“拉”到楼下，组成传统意义上的社区花园。
领养的居民被叫作“植爸植妈”，他们领养的信息被记录在箱体上，包括为植物取的昵称和自己亲手绘制的植物简笔画。领养活动通过事先报名的形式组织起居民，高冶会在活动当天为“植爸植妈”们分发“走走植”的养护指南，告诉他们如何养护这些植物。
而当居民决定离开这一社区，这株植物又被放回公共的花园里面，等待下一个人的领养，箱体上则会一直保有过往领养者的相关信息。“这会成为你在社区美好记忆的一个部分。”高冶说，他希望“走走植”成为流动的社区文化的一个载体。
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高冶曾经在两个国内运营社区花园的机构实习过，他发现这些机构都需要靠别的项目来“养活”社区花园，无法达成成本与收入的平衡，而他想要探索社区花园发展的可持续模式。
作为商业项目的“走走植”，参与主体有场地方、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平衡各方的期待，成为团队要面临的新难题。场地方出资请高冶团队设计社区花园，比如商场或房地产企业，他们最主要的诉求是“建得漂亮”；社会组织关注植物的生态效益；社区居民希望能够免费领养植物。“最后这点应该是做到了”，高冶说，“对外领养是一分钱不收的，我们收场地方的钱”。
而高冶最希望的是，能够有更多的居民参与到社区花园的建设当中。因为只有大家都参与进来，人们才真正愿意长久维护这个花园。“就算丑，花园也是自己做的，设计师做的东西反而让他们觉得高高在上。”
截至今年7月，高冶已经举办了17场“走走植”快闪活动，5场“走走植”展览，共有415位“植爸植妈”参与领养植物，地点涉及北京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总部、深圳的节日大道商圈。这项设计走出了校园，最终落地于社会。
在完成毕业设计的过程中，周子书反复问刘迎和高冶一些直击内心的问题：为什么要做这个设计？为什么是你来做？为什么现在做，而不是以前做？
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它触及了每个人生活的原动力。周子书希望在教学的过程中教给学生如何去建构生命的意义，而不是一味地提高效率、走捷径，最终成为系统的工具。
他的最高期待是，学生在做社会设计的过程中，不仅能够体验社会的“曲折”，还能展开自身的“曲折”。
“曲折”可以理解为一种波动的轨迹，人有“曲折”，社会也有“曲折”，而两者往往是共振的。周子书并不想看到学生在做社会设计时，为了解决某个社会问题而去解决问题，倘若没有课程和学业的要求，他们就不再关注自身所处的社会。
“社会设计能够帮助学生打开一点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就已经很好了，因为他们才是未来的社会。”周子书说。
在回到家乡做毕业设计之前，刘迎原本打算去英国留学，几个月的乡村生活让她的人生轨迹发生了转变。现在，她在一家致力于乡村振兴的公司工作，负责项目运营和策划。从坝上草原到鄂西群山，她的工作地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乡村，帮助有意愿改造的村民将自家的住所改造成民宿。毕业设计帮助她了解了中国乡村的结构，也在她的心中留下一个原点。
“也有工作是每天两点一线，坐在写字楼里机械地完成一项工作，精力耗尽了就可以回家了。”刘迎说，“可那样你的世界就被局限起来了，我很想知道其他的地方发生了什么”。她想与社会发生直接的接触，从中获得线年开始，周子书作为学术召集人连续两年主持了“社会设计在中国”系列公开课，项飚应邀参与其中。他提到“把自己作为方法”去认识他人与社会，这位人类学家反复提及了一种把握社会现实的途径——打开自我对社会的感触，并在其中审慎、冷静地思考各种感触的内涵与来源。
高冶在构思“走走植”时，想让植物和人一同流动起来的一个原因正是，他自己即为深圳流动人口中的一员，对在外的漂泊生活感同身受。他说，培育植物也是在流动中找到安定感的一个方法。
回到那本创先河的经典著作，帕帕奈克在《为真实的世界设计》中论述设计教育时提到：设计学校的主要问题似乎是它们对设计技巧教得太多了，而与设计紧紧相关的生态、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有关的学问又教得太少。在真空中教授任何东西都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像设计这样与人的基本需要密切相关的领域。设计需要走出课堂，凝视真实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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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几近中国的最东北端，北面是三江平原腹地，东面隔着乌苏里江与俄罗斯相望。庆丰村是这座小城里一个普通村庄，村子里坐落着281户房屋，如今仅剩156户人家长居于此，其中140户是留守老人。村庄正在衰老，一位村民说：“（这里）从你出生那天就这样，到你死亡那天也就这样，没有什么两样。”
刘迎是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社会设计方向的学生。2019年年初，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正式开设社会设计方向。在官方介绍中，它被如此定义：社会设计力求在全球语境下，为当代中国的人与社会、城市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以及公平问题，提供策略性研究和系统性解决方案。
“社会设计是用创造性的方法去激活差异的人们，展开对生活的想象，进而展开行动。”社会设计方向的教研室负责人周子书副教授告诉中青报·中青网。
初回庆丰村，最让刘迎难以忍受的是酷寒。姥姥家还烧着旧时的火炕，每到凌晨四点，她就会被冻醒，脸颊冻得通红皲裂。手指在室外活动10秒后开始僵硬，用于拍摄和记录的相机也时常无法工作。
比起物理条件的艰苦，更大的困难是与村里人的隔阂。姥姥姥爷不理解外孙女要在村子里“折腾”些什么，刘迎在村子里收集风干植物，想以此为灵感进行创作，却被姥姥一把火烧掉。“平日里他们说得最多的话就是‘这有什么用’。”刘迎说。
事实上，在刘迎回到家乡时，脑海中并没有周密的设想和计划。中央美术学院的学术训练带给她的，是在电光火石间捕捉到灵感并为之实践。跟随周子书在成都做艺术疗愈工坊时，刘迎曾带着小朋友们就地取材，用植物的汁水作为颜料作画。这个想法的灵感来自于，她在前一天不经意间瞥见一位阿婆的手被核桃果的外壳染成了青黑色。
雪是庆丰村在冬日最常见的事物，刘迎决定在村子的正中央搭建起雪屋，利用雪打破和村民的那层隔阂。商店的阿姨帮她为雪砖浇水定型，村医送来装着医疗用具的废旧纸箱做雪屋的房顶，还有村民把家里剩下的“福”字插在雪门上作装饰。
“在这个外界信息流动缓慢的小山村里，我从乡村的边缘逐渐转移到乡村的内部成为了新闻和话语中心。”刘迎在创作手记中写下。她借助搭建雪屋，真正成为了一名“村民”。
“村民”之旅还在继续。为了了解村中老人的生存现状，刘迎跟着姥爷去大田里捡机械车没有收割干净的玉米，这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中午阳光炙热，她不得不踩着深陷的泥土寻找玉米。下午两点，半结冰的雪粒又砸在她的身上，睁不开眼。
刘迎意识到，整个乡村都贯穿在“农”字之中，遵农时、务农事。正临春季播种，姥姥在家里摆弄起“原种”，这是上一年优秀果实留下的种子。老人们留下它们，种在自家的院子里，既节省了一部分开销，也想保留一些食物旧时的味道。
以此为灵感，刘迎从村子的156户人家中收集了共计156颗24类作物的原种，制作出来156份“种子盒”，里面包含种植手册、本地黑土和村民的自留种子，再把它们作为一份小小的礼物寄到“农二代”“农三代”城市移民的家中。在她看来，土地维系着家乡，种子是从其中孕育出来的生灵，某种意义上，人和植物代表着相同的意象。
刘迎在庆丰村停留了五个月，她将在村里的实践概括为“雪屋计划”和“原种计划”，构成了毕业设计的主体部分。外出务工的游子给刘迎发来消息，他们收到种子后，把它种在城市的阳台上、花园里，还常跟家中老人交流如何能培育好这些种子。种子让老人和年轻人再次连接在了一起。
刘迎不喜欢“触摸不到的东西”，学院里的教授常提出来那些“很大的概念”，诸如人类的未来或是星球的存亡，都让她觉得过于遥远，身边具体的事物才是最切实的。
美国设计理论家维克多·帕帕奈克在1971年发表的著作《为真实的世界设计》，被认为是这一学科的先声之一。二战后的西方世界，正是商业主义设计风头最劲之时，设计界被商业利益驱动裹挟，缺失对社会责任的考量。他极力反对华而不实、琐碎、无用的设计，倡导设计师应该为真实的世界设计、为穷困者设计、为最广大的社会福祉设计。
以服装设计为例，他认为高端的时装设计不过是“往有癌细胞的痛处贴创可贴”，真正的需求反而被遮蔽了——为残疾人设计衣服，使他们自己穿衣和脱衣成为可能。
2014年，周子书从英国中央圣马丁设计学院毕业后，回到硕士母校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任教，将“社会设计”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周子书发现，比起做设计，做“教师”更难。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因为你所面对的不是遥远的、抽象的、有目的的设计甲方，而是一个个鲜活的、充满未知的，甚至是迷茫的希望，以及其背后多元家庭的期待。
“每年都有学生一开始觉得社会设计好酷，觉得我做的事情好酷，但是一旦让他们实操起来，很多人都放弃了。”周子书说。
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过程，教师和学生都需要在实践中确认彼此的旨趣是否合拍。在社会设计的课堂上，周子书带着学生们不断探访真实的世界，去过养猪场，也和格子间里的程序员打过交道。路途最远的一次，他们来到了新疆和田墨玉县。
墨玉县的孩子们给周子书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决定和中央美术学院的同学们一起做一个简单的摄影工作坊，教给当地孩子们基本的摄影方法，鼓励他们记录下珍贵的瞬间。他们还为孩子们和家人拍摄了全家福合影，在当地县委宣传部的帮助下，这些全家福合影被打印成一人高的巨幅相片，张贴在自家门口的墙壁上。
在沙漠深处，周子书用村上仅有的广播喇叭，为沙漠里的孩子们播放了一段在青岛录制的大海的声音，波浪声中夹杂着海鸥的鸣叫。有小朋友听出来了这是大海的声音，他说，自己之前跟着爸爸妈妈去过大海。
“是哪里的大海呢？”周子书问。“喀什卡拉库里。”小朋友回答道。帕米尔高原上的湖泊，对他来说，就是大海。
团队为“听海”拍摄了一个小短片，在视频的结尾，一个小男孩跑向站在沙丘上的周子书，问道：“你明天还会再来吗？”
周子书把这段经历称为“生命里难得的一次对话”。现实有些无能为力，海的声音不能永远在沙漠响起，“改造社会”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可这至少给孩子们带去了些什么。
“其实不是我们要去改造这个社会”，周子书说，“准确地说是社会在改造我们，在拓展我们的认知。我们是在通过一些局部的行动，适当地给那个地方带来一种叙事，就像写文章一样。叙事是一种力量，再作用到每个人身上，促成共同的改变。”
设计的商业化是个现实的选择，而与它在伦理上针锋相对的社会设计却如同在建造一个乌托邦。“好像一谈起钱，社会设计就有点变味儿了。”高冶说。今年，他刚刚以研究生的身份，从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的社会创新研究专业毕业，并且把自己的毕业设计项目“走走植”作为了创业的起点。
自2021年开始，高冶频繁往来于北京和深圳之间。在深圳，他作为一名实习设计师，跟随深圳市城管局的团队共同完成社区“共建花园”项目的设计与更新。
若将城市里的花园理解为绿化用地或街心公园，它们其实随处可见，在城市中央带来了一抹清新的绿色或短暂的休憩之处。而“社区共建”的花园却在城市中很难寻觅到，这是一个社区共治共享的产物，通常是将闲置土地分割成小块租借或分配给个人和家庭用于种植蔬果，需要社区的居民共同打理和维护。
“传统的社区概念，就是一群人待在一个地方，形成共同的生活习惯，然后慢慢变成这个社区的一种文化。但是深圳几乎没有可以慢慢等你变成文化的地方。”高冶说，流动是这座城市的特质。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深圳的流动人口达到了总人口70%以上，流动人口为城市带来了发展的活力、急促的步调。
结束实习后，高冶开始着手准备自己的社会设计项目，将“社区花园”和“流动”结合起来。既然人是流动的，那么何不让植物也流动起来？
在高冶的“走走植”项目中，居民可以把每一株植物“领养”回家，放在自己家中日常照顾。高冶用再生材料为植物设计出了特殊的箱体样式，在底部装上轮子，还配备了牵引绳。这样，植物也变成了宠物，可以被领养的居民们“拉”到楼下，组成传统意义上的社区花园。
领养的居民被叫作“植爸植妈”，他们领养的信息被记录在箱体上，包括为植物取的昵称和自己亲手绘制的植物简笔画。领养活动通过事先报名的形式组织起居民，高冶会在活动当天为“植爸植妈”们分发“走走植”的养护指南，告诉他们如何养护这些植物。
而当居民决定离开这一社区，这株植物又被放回公共的花园里面，等待下一个人的领养，箱体上则会一直保有过往领养者的相关信息。“这会成为你在社区美好记忆的一个部分。”高冶说，他希望“走走植”成为流动的社区文化的一个载体。
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高冶曾经在两个国内运营社区花园的机构实习过，他发现这些机构都需要靠别的项目来“养活”社区花园，无法达成成本与收入的平衡，而他想要探索社区花园发展的可持续模式。
作为商业项目的“走走植”，参与主体有场地方、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平衡各方的期待，成为团队要面临的新难题。场地方出资请高冶团队设计社区花园，比如商场或房地产企业，他们最主要的诉求是“建得漂亮”；社会组织关注植物的生态效益；社区居民希望能够免费领养植物。“最后这点应该是做到了”，高冶说，“对外领养是一分钱不收的，我们收场地方的钱”。
而高冶最希望的是，能够有更多的居民参与到社区花园的建设当中。因为只有大家都参与进来，人们才真正愿意长久维护这个花园。“就算丑，花园也是自己做的，设计师做的东西反而让他们觉得高高在上。”
截至今年7月，高冶已经举办了17场“走走植”快闪活动，5场“走走植”展览，共有415位“植爸植妈”参与领养植物，地点涉及北京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总部、深圳的节日大道商圈。这项设计走出了校园，最终落地于社会。
在完成毕业设计的过程中，周子书反复问刘迎和高冶一些直击内心的问题：为什么要做这个设计？为什么是你来做？为什么现在做，而不是以前做？
这些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它触及了每个人生活的原动力。周子书希望在教学的过程中教给学生如何去建构生命的意义，而不是一味地提高效率、走捷径，最终成为系统的工具。
他的最高期待是，学生在做社会设计的过程中，不仅能够体验社会的“曲折”，还能展开自身的“曲折”。
“曲折”可以理解为一种波动的轨迹，人有“曲折”，社会也有“曲折”，而两者往往是共振的。周子书并不想看到学生在做社会设计时，为了解决某个社会问题而去解决问题，倘若没有课程和学业的要求，他们就不再关注自身所处的社会。
“社会设计能够帮助学生打开一点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就已经很好了，因为他们才是未来的社会。”周子书说。
在回到家乡做毕业设计之前，刘迎原本打算去英国留学，几个月的乡村生活让她的人生轨迹发生了转变。现在，她在一家致力于乡村振兴的公司工作，负责项目运营和策划。从坝上草原到鄂西群山，她的工作地点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乡村，帮助有意愿改造的村民将自家的住所改造成民宿。毕业设计帮助她了解了中国乡村的结构，也在她的心中留下一个原点。
“也有工作是每天两点一线，坐在写字楼里机械地完成一项工作，精力耗尽了就可以回家了。”刘迎说，“可那样你的世界就被局限起来了，我很想知道其他的地方发生了什么”。她想与社会发生直接的接触，从中获得线年开始，周子书作为学术召集人连续两年主持了“社会设计在中国”系列公开课，项飚应邀参与其中。他提到“把自己作为方法”去认识他人与社会，这位人类学家反复提及了一种把握社会现实的途径——打开自我对社会的感触，并在其中审慎、冷静地思考各种感触的内涵与来源。
高冶在构思“走走植”时，想让植物和人一同流动起来的一个原因正是，他自己即为深圳流动人口中的一员，对在外的漂泊生活感同身受。他说，培育植物也是在流动中找到安定感的一个方法。
回到那本创先河的经典著作，帕帕奈克在《为真实的世界设计》中论述设计教育时提到：设计学校的主要问题似乎是它们对设计技巧教得太多了，而与设计紧紧相关的生态、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有关的学问又教得太少。在真空中教授任何东西都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像设计这样与人的基本需要密切相关的领域。设计需要走出课堂，凝视真实的世界。
